日本是把中国办丧事的东西拿过去用在祭典里吗?


昨天在岸和田看到的「だんじり祭」,它像一场全城一起拉着巨大木车狂奔的庆典。
一辆地车实木打造,前面两排延伸50-80多米的人拉绳,后面的人控制方向,上面的大工方观察道路、发出信号。几吨重的木车几乎不减速地转过街角,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在拉绳的队伍里,不仅是年轻强壮的青年,还有7、8旬的老人、小中学生、被爸爸妈妈抱着一起跑的幼儿、甚至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。
17个不同的队伍依次穿过街道口,不同的人举着手机,一边拍照,一边大声地为他们的“町”加油。
那些看起来像是丧事的装饰
每逢在日本看到这样的祭祀活动,总会首先被经常出现的白色纸条、白幡、白色锯齿形纸片震惊一下。

更为离谱的还有之前我们逛街时候,新开张的店铺门口工工整整摆放的花圈。

整理一下故事
岸和田市的资料里有一种关于祭典起源的说法:1703年,岸和田藩主冈部长泰勧请伏见稻荷,以稻荷祭祈求五谷丰登,后来逐渐发展为今天的地车祭。岸和田市也把地车祭描述为当地社区关系的重要核心——孩子、年轻人、成年人、老人,都在其中承担不同角色。
白天最激烈的奔跑后,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动作:地车进入神社,举行宮入り——人们去见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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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一些资料看到:日本古代祭神,人们要给神献上许多贵重物品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叫:幣帛(へいはく),包括布、麻等物品。奈良时代后期到平安时代前期,布类逐渐成为重要的神前奉献品。人们会把布挂在木棒上,同时垂下麻、楮树纤维一类的材料,用来显示这是一件献给神的神圣物品。后来纸越来越普及,而且纸本身当时也是贵重物,于是逐渐开始用纸代替部分布和纤维。那些垂下来的折纸,就是后来越来越明显的:紙垂(しで)。
从室町到江户时代,御幣、纸垂逐渐定型,并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神前。所以它的发展大概可以粗略理解成:
给神的贵重布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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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、木纤维等表示神圣性的垂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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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重的纸开始进入祭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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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纸形式不断定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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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们看到的白色紙垂、御幣
在日本的《古事记》中,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原本一起创造国土、诞生诸神。后来伊邪那美因为生火神而死,去了黄泉国。伊邪那岐舍不得妻子,于是一路追到黄泉。可是等他真正看到已经死去的妻子时,看到的已经不是生前的伊邪那美。她的身体发生了腐败和变化。伊邪那岐受到惊吓逃走,最后用巨石封住黄泉国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入口。从此:生者世界和死者世界被分开。
伊邪那岐回到现实以后做的第一件事——洗澡。
不是普通洗澡,而是“禊(みそぎ)”。他说自己去了一个污秽可怕的地方,需要把从黄泉带回来的“穢れ(けがれ)”洗掉,于是在水中清洗身体。
第二个是著名的天岩户神话。须佐之男做了很多破坏秩序的事情,最后甚至把剥皮的马扔进天照大神的织布殿,导致织女受伤死亡。天照大神受到巨大惊吓,躲进了天岩户。太阳消失,世界陷入黑暗,灾难开始发生。于是八百万神开会,想办法把她请出来。他们准备了一整套东西:镜子、玉、榊树、供物、祝词,还有歌舞。最后,天照大神终于被吸引出来。就在她出来以后,布刀玉命在她身后拉起了一根叫:“尻久米縄(しりくめなわ)”的绳子,不让她重新回到黑暗的洞穴里。
所以那些让中国人第一眼联想到丧事的白纸、白幡、绳索,主要表示的是——神圣、清净、边界,以及从死亡与混乱中重新回到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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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中华文化中的寻找,需要《礼》的知识,不过,我没有读过《礼记》,最后只在维基百科里查到《礼记·郊特牲》:“皮弁素服而祭,素服以送终也。”郑玄注:“素服,衣裳皆素。”这里的“素”最初有本色、未经染色、没有文饰的意思。
起初最重的“斩衰”,是想表达:“亲人死了,我不再修饰自己。”不染色、不用华丽布料、不修漂亮的衣边、不用平常那些表示身份和体面的装饰。把一个正常生活中的人,暂时变成一种没有颜色、没有装饰、粗粝朴素的状态。把礼仪中的颜色直接去掉。
同时中国古代五行五色文化里,传统五行系统对颜色、方向、季节等有一整套对应关系:
青—木—东—春赤—火—南—夏白—金—西—秋黑—水—北—冬黄—土—中
《礼记·月令》写得特别形象: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”,并说立秋“盛德在金”;秋季还是整顿刑罚、收敛万物的时期。《月令》到了仲秋甚至直接出现“杀气浸盛,阳气日衰”这样的表达。
白色在这套宇宙模型里连着:
金——收敛
西方——日落
秋天——草木衰落,以及秋季越来越强的肃杀之气。
遂猜测,原本已经存在的素服丧制,和后来的五行五色宇宙观发生了长期叠加,白色才越来越容易让人想到:衰败、终结和死亡。
到了后世,“素服”越来越稳定地进入丧葬语境。魏晋关于吊丧服饰的讨论已经出现“素冠”“白练深衣”等具体规定。再经过唐宋明清以及民间礼俗的发展,“白”最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丧葬视觉系统:白孝服,白头巾,白幡,白纸,白花,后来甚至连丧事本身都俗称:“白事”。
于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几乎不需要接受任何解释。只要远远看见:一排纸花圈 + 白纸 + 挽联,身体已经比脑子先一步作出判断:这里有人去世了。
物之外与物之内
今年暑假回国,有一天出门看到小区靠前排楼道的走廊里,靠着楼的外墙摆满了各色的花圈。用两根长棍立起来,每个上面都有长长的挽联和送花人的名字。
我给俩宝解释:这是有人去世了。看到花圈,要放低声音,因为有人正在办丧事。
然而这种东西,她们在日本也见过。就是上面那张照片里的新店开张。
一个是:祝贺开始。
一个是:送别结束。
长得这么像。孩子们围着那些花圈看了半天,最后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结论:
“还是中国的这个比较漂亮。”
我们自古以来,就习惯借助物去表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;用有形的物去沟通无形的情感。
像人有一生一样,一个东西也有自己的“社会生命”——它在哪里被制造?谁使用它?在什么场合出现?什么时候是珍贵的?什么时候变得普通?什么时候又被赋予新的意义?
我们常常以为,看到白色就是悲伤,看到红色就是喜庆,看到花圈就是死亡。孩子们的反应让我回忆起,这些感觉并不是生来就有的。
是在一次次婚礼、葬礼、春节、祭祀和日常生活里,慢慢学会了这看到什么,该产生什么感情。
孩子看到的是花。我们看到的是死亡。
而两者之间相差的那一层东西,就是——文化。
相似的是物,不同的是文化赋予的物的意义。